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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山大地震:不肯泯灭的记忆

发布:2006-7-28 23:25:27  来源:黄骅在线  浏览次  编辑:佚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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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文/杨静

  编者按:

 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。

  30年前,一场举世震撼的大地震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,24万条生命沦为亡魂。30年后,新城崛起,废墟不再,除去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,以及与之相关的少部分人,对于更多的人来说,“唐山大地震”已成为一段冰冷的历史。有关这场灾难,究竟留给今天的人们多少清晰的图像、难忘的瞬间和震撼人心的细节?历史不该仅由宏大叙述和终结话语构成,更多活着的历史,其实就珍藏在你我身边小人物的记忆深处。正值唐山大地震30周年,我们刊登一位亲历者的回忆:为抚慰这场灾难中的亡魂和受伤痛的心灵。


  1976年,我所在的部队医院,为保障铁道兵某部修筑北京至赤峰铁路的医疗卫生工作,从外地调往北京沙河。当时,我是一名护士。

  7月27日那天,天气异常闷热,我和同屋的刘小红、江平热得睡不着,就拿着小马扎,坐在院里聊天。直到后半夜才回屋躺下。

  7月28日凌晨近4时,睡梦中的我,觉得床在使劲晃动。被惊醒后,我立刻意识到是地震,抱着衣服就冲出了门外。也许是起得太猛,或是大地抖得厉害,我觉得天旋地转,晕得只有紧贴着墙才穿上衣服。当时我以为北京地震了,后来听广播说,震中在河北唐山。

  7月29日,上级通知我们组建医疗救护队。医疗救护队分为两个梯队。第一梯队共有15人,我是其中的6名女兵之一。我们准备好药品、帐篷、粮食,随时听候命令准备出发。

  那天,司务长提出买点儿菜带上,但教导员说:“天热,菜就不要带了。到了唐山再买吧。”

  曾参加过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医疗队的一位老兵对我们几个女兵说:“你们去了没什么事干,等着全国人民慰问吧。”

  被卷儿里包着是什么

  7月30日早8点,我们乘一辆解放卡车向唐山驶去。一路上,有的聊着天,有的哼着曲。虽然我们心里明白这是执行任务,但从上到下都不够重视。尤其是我,既没带水壶,脚上也只穿了双布鞋。我想,反正唐山离北京也不远,乘车几个小时就到。

  汽车进入丰润县地界。我们看到公路两旁倒塌的房屋越来越多,公路上驮着各色家用物件的骑车人也越来越多。一个骑车人的后座上,横着放着一长条木板,木板上有个用棉被卷成长条的物件,被麻绳捆扎得严严实实的。越往唐山走,驮着木板上捆扎被卷儿的骑车人就越多。

  被卷儿里包着是什么?一路上我们胡乱猜着。突然,有人大声说道:“这形状,像是人……”

  就此,车厢里的歌声停止了。

  当汽车路过一个不知名的村庄时,我们看见公路边的大坑里,堆着上百具尸体。男女老少都有。他们身上没有伤痕,好像还在熟睡,只是他们全身都呈现出灰土色。

  汽车驶离这个小村子好远了,才有人轻声说:“他们是被倒塌的土房活活闷死的。”

  唐山大地震过去了若干年,我一直还对长方条形的物件十分敏感,后来我结婚回老公的东北老家时,见到叠成长方条形、红红绿绿的被子码在火炕上,深受刺激,坚决不让把被子叠成那样。婆婆不解,我给她讲了我在唐山大地震见到的无数“被卷儿”后,婆婆心疼地用手抚摸着我的脸,叹口气说:“唉,这孩子是吓着了。”

  10里地汽车开了10小时

  也许是7月30日那天天气十分炎热,也许是我们对眼前的惨景始料未及,大家都沉默不语,手中的烙饼难以下咽。而滴水未沾的我更是咽不下去,我没带水壶,那种情况下,怎好喝别人的水?

  下午2时,我们到达唐山市郊。我们要去设在唐山机场的“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”报到,领任务和药品等。

  问路时,老乡告诉我们,去唐山机场不用进市区,“走近道,有10来里吧”。

  去唐山机场的路上车水马龙,既看不到头,也见不到尾,汽车几乎是挪一下就算走了。大部分是军车,也有地方牌照的汽车飘扬着彩旗,我至今还记得“上海医学院”、“石家庄医学院”等彩旗的模样。

  在市郊公路沿线,有不少人在挖坑,坑边上放着我已非常熟悉的“被卷儿”。许多挖坑人把“被卷儿”放入半米多深的土坑中,掩埋后再插块木牌作标记。

  天已黑了,听说离机场很近了,但汽车还是一步一步往前挪。带队的副教导员急了,带着一名男兵,打着手电步行去机场。一个多小时后,副教导员带回了“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”命令,让我们到机场待命。夜里12点多,汽车终于“挪”到了唐山机场的跑道上。

  这就是战争

  7月31日,天蒙蒙亮,上级命令我们赶往唐山市255医院设医疗点。

  清晨,我们的汽车驶入唐山市区,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:我没看见一处完整的房屋,到处是残垣断壁。一路上,司机遇见因地震造成的“地裂”和“大缝”,便驾驶车七扭八扭地绕着。除了“地裂”和“大缝”,他还得小心翼翼地避开路上左一个右一个的“被卷儿”。

  眼前的唐山市火车站候车室已经成为一片废墟。原是8层楼高的唐山市委第一招待所(据说是唐山市最高建筑),仅剩下破烂不堪的三层。在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有六张床,每张床上还躺着人。从头发判断,他们是男的。他们已经死去三天了,身上还压着横七竖八的预制板和房梁。

  看到如此惨况,卡车上的我们都哭了。有个女兵哭着说:“为什么不把他们……”她声音哽咽,说不下去了。想想看,这些无名死尸都是差旅之人,他们的亲人将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踪影,连他们的尸骨也要长眠异乡。

  我们作为首批赶到的救灾部队,当务之急不是哀悼死者,而是尽快从这座城市的废墟下面,救出那些气若游丝的生命。

  放眼望去,市区大街上的救灾部队不是很多。废墟上,官兵们有的用镐,有的用锹,更多的用手,扒拉着碎砖烂瓦,寻找幸存者。可要把预制板抬起非得有吊车等重型机械。可我没看到一部重型机械。

  我以为只有战争才能把一座城市摧毁成这样。但唐山大地震的破坏,绝不亚于一场战争。在我看来,这就是一场战争,一场人与大自然之间的战争。

 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,没有也不可能有“预警机制”。人们都在“乐此不疲”忙着“备战备荒”,根本无暇关注大自然的警告。

  第一个伤员

  7月31日上午7点半,我们到达255医院。255医院三层门诊楼已被地震“拍”成仅剩一人多高的瓦砾。我们就在瓦砾旁安营扎寨。

  炊事员让我们几个女兵从瓦砾上捡些破碎的桌椅当柴火。他去找水。轰隆隆,一声巨响,大地在抖动,余震来了,震得瓦砾上的破窗户“哗哗“作响。吓的我们几个女兵赶紧跳下瓦砾,跑到平地上。这是我们在唐山遇到的第一次余震。

  个把小时后,炊事员找来了水。他说,市区惟一的水源是驻军的游泳池里的水,必须持有关部门开具的介绍信才能领取。据他介绍,游泳池有持枪的战士守卫,池中的水面上,浮着一层黑黑的小虫和泡沫。

  上午9点半,我们正围着大铁锅抻面片儿,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,步履蹒跚地向我们走来。他想讨点吃的。

  他的脸上还挂着血迹,暗红色的血渍几乎遮住了短袖衫的本色,左臂上有半尺长的裂口,伤口已经严重感染,看上去比右臂粗了许多。我们很快为他清洗和包扎伤口。他哭着对我们说,他的父母、妻子都在地震中被砸死了,5个孩子还剩下3个。

  护士小肖忙问:“那孩子们呢?”他哽咽着说:“管不了了。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了。”

  几名女兵都哭了。有的给他盛面片儿,有的从兜里拿出几块钱给他。我拿了块烙饼,默默地递过去。

  这时,随着“轰隆隆”的巨响,大地又在剧烈抖动。

  也许是我一天多水米未沾,身体水分严重透支,也许是进入唐山后我的眼睛就没干过。当见到第一个伤员时,我却没有掉泪:在大难降临时,他连自己的亲生儿女都不管了。

  她从三楼飞出

  护士刘群不久前谈了个对象,是我们分部董副参谋长的儿子。临来唐山前,小伙子告诉她,他的妹妹在255医院,是个新兵,让刘群想方设法找一下。

  7月31日上午,刘群约我一起去找,还真找到了。眼前的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孩,灰头土脸。见到我们时,满眼流露着惊恐之色。她身穿一件过于瘦小的翠绿色的确良短袖褂和一条过于肥大、裤脚挽了好几层的男式军裤。她的脸上、胳膊上、腿上全是划痕。

  小董告诉我们,“7·28”那天,前半夜热得睡不着,后半夜好像听见“呜呜”的风声。她的床紧靠着窗户,怕下雨,迷迷糊糊起来去关窗户,谁知人一下子飞了出去。醒来时,天已蒙蒙亮。她听见四周一片呻吟声(在255医院,我听说大难发生时,驻军某部还有人大喊: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!”),小董急忙捡了件衣服和裤子穿上,“都不知是谁的”。

  除了脸上、胳膊上、腿上的划伤,她居然没有受其他的伤。那可是楼上三层啊。刘群问她,是不是大树“接”了一下?

  “我不知道,我只知道我们宿舍八个人,她们七个全死了。”小董失声痛哭。

  255医院在大地震中,共有约400人遇难。有一位年轻的女战士,在大震发生后余震不断的情况下,冒着生命危险,一个人从倒塌的楼房瓦砾中,奋力扒开一个洞口,共救出了十几位病人。

  最好的消息:听到还有生还者

  在255医院仅呆了半天,我们又接到新的任务,赶赴位于滦县的驻军某部去救护。可能老天也为人间的惨况感到悲恸,骤然间下起瓢泼大雨。

  汽车沿着来时的路往回开,公路上依旧车水马龙,汽车依旧一点一点往前挪。

  下午4时多,我们总算挪到了滦县的北京军区某部。团长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了情况:驻地离著名的赵各庄煤矿不远,抗战期间,抗日英雄节振国就在这一带率领游击队打鬼子。

  团长说,地震当天,他们将重伤员送往唐山255医院,路上得知“255医院已经平了”的消息后,汽车只好掉头回到团里。团长对我们说:“真盼着你们早点来呀。昨天,我们已把一些重伤员送到香河县医院去了。”

  支帐篷的时候,副教导员指着一块干地让我们女兵在此搭帐篷,男兵的帐篷搭在旁边的湿地上。团长走过来说:“这里是团部惟一的干地了”。因为“这儿原来码放着40多具官兵的遗体”。

  听了团长的话,搭了一半帐篷的我们觉得挺害怕的,嘀嘀咕咕了一会儿,便和副教导员要求与男兵对换搭帐篷的位置。副教导员同意了。男兵帐篷的位置,原是菜地,加之刚下过大雨,更是湿漉漉的。见此情景,团长便让人给我们女兵送来6块毡子。

  晚上,我和衣躺下,离枕头边不足20厘米就是挂着水珠的野花和小草。湿热的帐篷里让我这个有关节炎的人觉得十分难受。我睡不着,穿上“滋滋”冒水的布鞋,走到帐篷外。不远处,一个荷枪的战士在月光下伫立着,那是团里专门为我们医疗队安排的哨兵。

  此后,我和医疗队的其他人在这个部队工作了半个月。也许是离矿山近的缘故,我在这里经常听到来自大自然的声音:有时传来“哗哗哗”的声音,像是潺潺流水从脚下流过,有时传来“咚咚咚”的巨响,像是在脚下开山放炮。

  在此工作中,我听到的最坏的消息是:该部队有一次在运粮途中,车上的粮食被人抢了;最好的消息是:8月11日下午,赵各庄煤矿有5名矿工在地震15天后获救。他们是唐山大地震最后的生还者。

  你们要是早来一天

  8月1日,建军节。这也是我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个建军节。一大早,医生去查看团里较重伤员的伤情,轻伤员则排起长队,由我们几位护士处理伤口。

  其中一位伤员是北京兵,姓刘。地震时,一根大梁掉了下来,一头“蹭”着了小刘的腰,另一头正好砸在一名战士的头上。那名战士很快就死了。

  小刘红着眼圈儿对我们说:“如果你们早来一天,我的好朋友就不会死了。他大概是伤了内脏,一个劲儿地喊疼。他是活活给疼死的,流血流死的。”小刘扭过头用手背抹着眼睛。我紧咬住嘴唇,不让泪水再次流出,脑海里全是公路上堵得一塌糊涂的景象。

  小刘的家住在北京前门的大栅栏。他很想给家里捎封信报个平安,可当时没法寄,问我和刘群,能不能在走的时候,帮他捎一封信。我们当然爽快答应了。

  30年了,小刘那句“你们要是早来一天”的话,时不时还会侵扰我。每每想起总让我心痛不已。

  老天爷,你为什么不砸死我?

  听说北京派来了解放军医疗队,附近村子的村民纷纷赶来。我们医疗队分成两组,一组继续给部队的官兵疗伤,另一组则在军营外的山坡上搭了个棚子,专为村民治疗。我分在“村民组”。

  因为村民来自附近好几个村子,相互不是很熟悉,见面时的招呼不是“吃了吗”,而是“你家死了几个”。村民说,村里一个养狗人,“7·28”那天夜里狗在屋里狂吠不止,吵得主人睡不着便将它轰出门外。谁知狗在院里愈发狂吠,见没人搭理就扑开门,蹿到炕上在主人的腿上咬了一口后,扭头就跑。被咬疼的主人气坏了,抄起炕笤帚追了出去,刚跑出门,房子就轰然倒下。还有一人,地震时,急忙往炕下跳。谁知,炕下裂开一条大缝,他正好跳了进去,被活活挤死……

  来治疗的伤员大多数是老人,中年人不多,青年人更少。从老人的哭诉中,我们得知:村里的青壮年大部分是矿工,“7·28”大都死在了矿山。在家里被砸死的大部分也是青壮年。侥幸逃生的青壮年大都是休班替老人夜里看场、看地的。

  一个被砸断左臂、蓄着雪白山羊胡子的老人哭诉道,老伴已去世多年,惟一的儿子是矿山工人,“7·28”死在矿山,儿媳和孙女也被砸死在家里。老人用攥紧的右拳,用力捶打着自己的前胸:“我的孙女才5岁呀。村里人都说好多年没见到过这么好看的孩子了。可是她和她爹妈都被砸死了,独独留下了我。老天爷,你为什么不砸死我?”

  唐山大地震一周年之际,有一些人自杀了。据说多是因为不堪忍受亲人离去、形单影只的孤苦生活厌世而去的。

  30年了,那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和那抖动的白胡子不时在我脑海中闪现。

  就说你们58岁

  还有两个伤员,我已记不清她们的名字,好像都有个“英”字,但我永远记住了她们的年龄:一个61岁,一个63岁。

  61岁的“英”,整个前额从头顶被劈开,翻开前额,白生生的头盖骨全能看见,而前额里的肉的表层颜色已经绿了,阵阵腐臭扑鼻而来。她的伤口感染非常严重,我们只能用盐水和酒精给她清洗伤口,每天两次,却没有明显好转。医生说,必须把她的腐肉全部去掉才能好转,但我们的医疗条件有限,他不敢冒这个险。

  63岁的“英”,左臂被砸断,右臂则伤得十分离奇:外表一点儿伤都没有,大臂仅剩一层皮包骨头,而且是真正的“皮包骨头”,里面的肉全部被“捋”到小臂去了,小臂显得肉嘟嘟的。对这样的伤,我们百思不得其解: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个人胳膊的外表皮肤没有一点伤痕,没有一丝血迹,却让她胳膊里面的肉全部换了地方?

  重伤员被陆续送走以后,上级指示把一时不能恢复的轻伤员也转往外地,但年龄60岁以下的先走。

  我们就要撤离了。医生认为我们走后,“61”活下去和“63”复原的可能性不大。我就和医生泡蘑菇,“把她们也送走吧”。医生禁不住我的软磨硬泡,在最后一批伤员的名单上签了她俩的名字。

  在去往唐山机场的汽车上,我轻声地对她俩说:“千万记住,如果有人问你们年龄,就说58岁。”

  唐山机场跑道边上,黑压压地躺着、坐着难以计数的伤员,许多身穿白大褂的医务工作者穿梭其间为他们治疗。

  机场跑道上,一位指挥员头戴耳机,手持话筒,打着各种手势,指挥着运输机降落。这一批次有十几架运输机,一架接一架,井然有序地降落在跑道上。

  听说,这一批次运输机将飞往上海、南京、沈阳等地。我想,她们最好能去上海,离地震中心远,医疗条件好。

  轮到我们上飞机了。我背起“61”,从一架“伊尔-14”运输机的尾部走进机舱。机舱里放着一条条长凳,我将她轻轻放在凳子上。“63”是个很富态的老大娘。她的两只胳膊都有伤,左臂还上着小夹板,我只能咬紧牙关,抱起“63”走上运输机,每走一步,都觉得非常吃力,汗水把军装全浸透了。得知这架运输机是飞往沈阳的。我告诉了“61”和“63”,嘱咐她俩在外要互相照顾,并再次轻声叮嘱:“如果有人问,就说你们58岁。”临别之际,她俩眼里都闪动着泪花。“61”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:“闺女呀,你也要多保重。”

  轰鸣声中,载着“61”和“63”的伊尔-14飞上蓝天。我望着天上快变成黑点的飞机,又望着跑道边依旧是黑压压的伤员,有很多伤员还那么年轻。我扪心自问:我把上级规定的“过龄”伤员送上飞机,这样做究竟对不对?

  每次想到这种选择,我就难受,难受了整整30年。

  明天,说不定我们就在海底了

  送走最后一批伤员的第二天,我们医疗队也要返回唐山市。因夜里我突然发低烧,回唐山的路上,副教导员让我坐在驾驶楼里。

  一路上,不时看到两三个人被五花大绑在路边的树干上,旁边有荷枪的民兵看守。司机告诉我,他们因抢劫商店和路人而被示众。

  再次进入唐山区市,首先感到这个城市已经臭了。“安-2”型飞机在市区上空“嗡嗡嗡”地盘旋,播撒着防疫的消毒药。呛人的药味混合着尸体腐臭味,令人窒息。听说为防止来年可能发生的瘟疫,上级命令把已入土为安的尸体起出,重新埋入必须超过1.5米的深坑中。

  市区内,我看到一些大型塔吊在吊起预制板;废墟上,满视野全是救灾部队。官兵们都戴着口罩、白线手套,但口罩都成了灰黑色,同样成了灰黑色的手套上布满了斑斑血迹。他们仍旧在扒呀扒呀,尽可能地寻找着生还者,但找到的全是尸体,尸体照旧被包裹成“被卷儿”放在路边。

  我被送进设在唐山市凤凰山公园内的北京军区268医院医疗点。这个医疗点仅接收救灾部队的伤员和病人。两个“男病房”都住满了,全是救灾部队累病和受伤的官兵。我是惟一的“女病房”中惟一的病人。

  说是病房,实际上四面透风,是在二三十平方米的大篷布下,摆放了二十几个形状各异的床。在这里,我听见不少与大地震有关的事:

  一个老妇人,坐在一具尸体旁哭天抢地:“我的儿啊,你走了叫我怎么办呀!”哭声引来路人同情的泪水。等路人走远,她捋下死者的手表后再走到另一具尸体旁哭她的“儿”。等人们将她抓获后,捋起她的袖子一看,两只胳膊上居然戴着17块手表。

  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亲人遇难。一个被誉为“方舟”的“家庭”是由大震后好几个失去亲人的家庭组成的。他们在大震发生后走到一起,在一个用塑料布搭的防震棚里,度过了最艰难困苦的时光。“方舟”是唐山人民在大难后自救、互助的一个缩影。它距我的“病房”不远。

  在大难发生后丑与美并存的时候,整个市区还被谣言笼罩。其中,最恐怖的谣言莫过于“唐山很快就会变成一片大海”。人们传言,因矿山过度开发,整个市区地下已被掏空,地壳下沉,渤海将涌进,唐山将被淹没。谣言搅得人心惶惶,以至于人们见面的话题都是“明天,说不定我们都在海底了”。

  洪水和地震哪个更惨?

  住了两天院,我的病情不但未见好转,下肢开始轻度浮肿,脸也开始肿胀,眼睛只剩两条细缝,看什么都是模糊的,只能凭说话声分辨人。8月17日,医疗队领导决定让我乘坐专送伤员的卫生列车回京治疗,继而又听说搭回京的解放车,并决定让刘群送我回京。我拒绝了领导的好意,带好药,坚持一人搭车回去。

  还是这条京唐公路,但我已看不清窗外的景物了。

  司机是个四川兵,曾执行过1974年河南发洪水后运输救灾物资的任务。

  我问了司机一个挺“蠢”的问题:地震和洪水哪个惨?他沉默了好一会儿,说:“怎么说呢,我的一个战友的家人连同全村人都被洪水冲走了,整个村庄都被冲得无影无踪,什么也没留下。洪水和地震给人类带来的灾害都惨:一个是惨得什么都没留下,什么都让你看不到了;一个是惨得什么都留下了,什么都让你看到了。”

  泪水从我脸上的“细缝”中溢出。汽车渐行渐远——别了,我战斗了18天的这片废墟;别了,我苦难的唐山。

  据不完全统计:在唐山大地震中,共有24万人遇难。其中,仅唐山市区,就有7000多个家庭成员全部遇难,7000多个丈夫失去了妻子,8000多个妻子失去了丈夫。死难者中有许多变成了我曾见到过的“被卷儿”。

  就在本文将要写完之际,2006年5月27日,印尼爪哇岛中部的日惹地区发生了里氏5.9级地震,有5000多人转瞬间成了亡魂。看着电视里播出的地震惨况,我的眼泪夺眶而出:为了印尼,但又何尝不是为了唐山?

  我承认,30年了,我的记忆不时会被牵回震后18天的日子,任何一点与这个城市沾边的人和事,都会勾起那段不肯泯灭的“灾难记忆”。每年的“7·28”,我都会格外关注媒体的相关报道,但不是报道《抗震纪念碑——出奇地安静》,便是媒体本身“出奇地安静”。年复一年,愈发“出奇地安静”。

  我不得不承认,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,唐山大地震已成为一段冰冷的历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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